一个省的领导，给沿路的土匪写了封公开信。说有一帮穷学生要路过，去昆明念书，求你们高抬贵手，看在民族大义的份上，别动他们。最魔幻的是，土匪们……居然真就没动手。那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啊。
1937年，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，北平、天津等地相继沦陷。
为了保存中华民族的教育与文化命脉，国民政府决定将位于华北的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内迁。
起初三校在湖南长沙组成临时大学，但随着战火逼近长沙，不得不再次筹划西迁至更偏远的云南昆明。
最终，三校合并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。
从长沙到昆明，路途遥远且交通线常遭破坏，一部分师生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：组成“湘黔滇旅行团”，徒步穿越三省，前往昆明。
这支由近三百名男学生和十一位教师组成的队伍，踏上了一条充满未知的征途。
行程超过三千五百里，沿途山高路险，社会动荡，更有令人闻之色变的湘西、黔东匪患区。
一群手无寸铁、背负行囊的师生，在土匪眼中无异于理想的劫掠目标。
然而，一个特殊的情况改变了可能的危险。
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张治中，深知此行凶险，在旅行团出发前，以官方的名义，同时更是以“共赴国难”的民族大义为辞，亲自修书数封，致送给沿途势力较大的几股土匪首领。
信函的核心内容是告知对方，有一批不愿做亡国奴的青年学子，为求学报国，将徒步经过其地盘前往昆明，恳请他们念在国家民族存亡之际，予以放行，不加侵扰。
这并非一纸强硬的官方命令，更像是一封陈明大义、请求通融的吁请书。
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这封信产生了效果。
在那个混乱的年代，许多啸聚山林的武装力量，虽以劫掠为生，但其成员也多是被时势所迫的底层民众，内心深处同样怀有朴素的爱国情感与民族意识。
面对这样一群为读书救国而长途跋涉的师生，“盗亦有道”的江湖规矩与“抗日救国”的大义产生了微妙的共鸣。
因此，当旅行团真正走入传闻中匪患丛生的区域时，并未遭遇预想中的拦路抢劫。
他们曾望见远处山隘上疑似瞭望的人影，也曾在深夜听见山林中传来的枪声，但始终没有土匪对他们下手。
这种“互不侵犯”的默契，为这支特殊的队伍扫清了最大的潜在威胁。
当然，旅途的平安也离不开旅行团自身的组织和沿途军民的协助。
国民政府指派了黄师岳中将担任旅行团团长，负责全程的指挥与护卫。
黄师岳是一位富有责任感的军人，他精心规划路线，安排宿营，处理各种突发状况，尽职尽责。
沿途的百姓和地方政府，在得知这是一群从战区逃难出来、坚持步行去昆明读书的大学生后，大都给予了极大的同情与支持。
有的县城专门贴出布告，要求民众善待和帮助过境师生；有的乡镇腾出祠堂、学校供他们住宿；小饭馆有时会少收些饭钱；普通农户也许会送上一碗热水。
这些点点滴滴的温暖，在漫长的旅途中显得尤为珍贵，支撑着师生们疲惫的身心。
旅途无疑是艰苦的，风餐露宿，跋山涉水，但这也成为一堂无比深刻的“行走中的课”，让他们真切地认识了中国的山川与民情。
历经六十八天的艰辛跋涉，旅行团终于在1938年4月抵达昆明。
尽管人人面容憔悴、衣衫破旧，但精神却格外振奋。
他们用双脚完成了这次堪称奇迹的文化远征。
随后，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正式开学。
在极端艰苦的战争环境下——校舍简陋，物资匮乏，师生生活清苦——这所大学却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辉煌篇章，培养出了大批日后支撑国家建设的杰出人才。
旅行团安全抵达后，西南联大的负责人十分感激黄师岳将军一路的护送，特意购置了一只金表并备上礼金相赠，以表谢意。
然而黄师岳坚辞不受，他将礼物原物奉还，并附信说明，护送这些为国家未来而求学的青年，是他分内之事且深感光荣，路上已承各方照顾，不能再受厚礼。
这一举动，为其护送之旅增添了一段廉洁自守的佳话。
回首这段三千五百里的徒步西迁，其意义远超一次地理上的转移。
它是在民族存亡绝续的关头，一次对文明火种的有意识保存与传递。
从政府官员以民族大义为出发点的智慧斡旋，到绿林武装出于朴素家国情怀的“网开一面”；从护送军官的恪尽职守，到普通百姓自发性的点滴帮助。
这些不同身份、不同立场的人们，在“读书救国”这个朴素而崇高的共同目标下，形成了一种跨越阶层和身份的脆弱共识与临时合力。
正是这种源于民族危难之际的共识，保护了这群文弱书生，使他们得以平安穿越烽火与险阻，最终在西南边陲重新点燃知识的灯火，照亮了未来。
这段传奇旅程，也因此成为抗战史上一个展现人性复杂与民族韧性的独特篇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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